陈独秀与李大钊尽管同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巨匠，思想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双方在世界观上的歧异，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态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着差异。从具体的历史细节和慧识上厘清二者异同，对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未来不无裨益。  

1933年，陈独秀在《辩诉狱》中说：“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民族的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这段话不仅磊落地说明了陈独秀的主张，也明朗扼要地说出了他与李大钊的经历和思想变化。  

陈独秀、李大钊二人的思想变化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大致是以五四运动为界，前期二人大力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后期携手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辛亥革命后，民主与共和的思想深入民心，对于都曾经到日本留学的陈、 李而言，经过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洗礼后，他们更加坚信和支持民主和共和思想，并不断付诸实践，从而掀起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陈、李的思想武器是科学、人权与民彝，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对袁世凯及其所利用、所代表的封建传统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他先后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及《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来赞颂西方的民主制，反对封建专制。李大钊从日本返国后立即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发表了反封建的文章《青春》、《民彝与政治》等，创办《晨钟报》，以“高撞自由之钟”的宣言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及民主主义的思想家，继续反对封建独裁。可以说陈、李二人早期都是以民主主义者身份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北洋军阀混战更让二人对民主共和产生了怀疑，而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首先就在于认识当时刚刚结束的一场空前的人类厮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它的生产力发展，因而必然向外扩张，发动战争。陈独秀在一战结束后一度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意味着“公理战胜强国”，可是巴黎和会彻底粉碎了他的信心。对此，他认为应有“两种彻底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真理”，巴黎和会的召开让他看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从中反省，得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我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出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的结论。而此时李大钊认识得更深刻。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强调不是什么协约国的胜利，也不是一般所谓“公理、正义”的胜利，而是一种新的理想、新的主义的胜利。正是巴黎和会使二人对“真理战胜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彻底觉悟，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无法再改变社会和拯救中国，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任何一种理论或者主义，要在异国他乡发生影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所掌握，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而此时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拯救，而且已经具备了接受新理论的条件。第一，革命理论的贫困和饥渴，呼唤着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都没有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指明正确的方向，都没能拯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呼唤着新的理论武器。第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民族主义觉悟，激发了人们追求理想的愿望，起了思想启蒙和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陈、李二人的共同点是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上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最终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点就在于一是在转变过程中二人思想的转变程度不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陈独秀一开始是抱着温和的态度。十月革命爆发以前，陈独秀对俄国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抱有很大兴趣，他把那次革命当作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爆发以后，由于资产阶级反革命叛乱和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曾使他困惑，因此对十月革命持保留态度，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即表明态度“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所以说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并没有李大钊那样及时而又深刻的认识。二是在政治思想上，陈独秀一度较多倾心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而李大钊最初受英国自由主义影响较大，后来又转向对俄罗斯文明的关注，这使李大钊的思想中渗入了注重民众的因素，这也是李大钊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者的原因。  

二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陈、李二人不断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相比较而言李大钊比陈独秀更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歌颂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学者李海春在《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一文中，认为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接触、影响、接受、确立四个阶段，1920年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分析中国问题的文章。  

而在1918年李大钊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陈独秀却仍在大谈杜威和罗素的哲学。此时，陈独秀的思想还处于转折期，面对民主共和梦的破灭，他先是用哲学逃避现实。一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双重冲击使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思想也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19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接着又发表了《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他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资产阶级的所谓“立宪政治”，要把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看作“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这些观点与他过去迷信资产阶级代议制，崇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呼吁个性解放的思想立场完全不同，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开始转变了。  

可以说陈、李二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1919年和1920年，陈、李二人和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两次大论战。有力地维护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针对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尖锐地反驳了胡适把“根本解决”视为空谈的谬论。在这场“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坚决果断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打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更进一步地向中国人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不仅批判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指出了当时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的局限性，促进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陈独秀1920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表明了陈独秀运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坚定态度。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李大钊一开始就以严肃、认真、谨慎的科学态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其著名的《史学要论》一文中这样写道：“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工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对于自己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他并没有迷信和盲从，而是以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说，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人即使拼上半生的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只能从马克思已发表的著作中得出一个大概的认识，究竟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是这种谨慎、科学的精神，决定了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方面，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陈独秀在建党前后对马克思主义已有一定的研究，特别是在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斗争中，他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组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是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李大钊与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李大钊注重理论研究，力图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给中国人民。从《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因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提倡要多做实际工作。他说：“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的共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行动，口头上的名词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好处？”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陈独秀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也就是其所概括的五四精神：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这种实际行动的精神在陈独秀的实践活动中表现为建党，建设政党以有效地发动群众进行各项运动和活动，实践 “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的号召。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一时传为佳话。但相比较而言，陈独秀更注重党建。在上海期间，陈独秀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向工人群众，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工人刊物,在他们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去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到工人中，了解工人的状况。他还不断到工人中间进行演讲。陈独秀在启发工人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1919年初，陈独秀就积极呼吁：“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他进一步阐述道：“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着发起者和联络中心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而陈独秀认为农民“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他同时认为农民居住分散不易集中，文化素质低且易于迁徙苟安，这些原因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加上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与共产的社会观念有很大的冲突。据此，陈独秀认为引导农民加入革命运动“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  

与之不同的是，李大钊很重视农民问题，他认为“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的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在农民问题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更符合实际。  

陈、李二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差异与他们的世界观是有密切联系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较全面地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更是全面地吸收了进化论的思想，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其政治观。陈独秀依据进化论思想，在传播和接收马克思主义学说过程中倾向于阶级斗争学说。  

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思想，有着清醒的辩证思维，懂得许多事物乃至任何事物都有着正反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统一组合。正是这种辩证全面的哲学思想，才使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全面、更有持续性、更系统化。